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曹诚渊:钩沉中国历代现代舞编舞家(二)

2014-12-9 18:07已阅读1077次
    当我要描绘中国历代现代舞编舞家的群像时,首先要弄清楚对象是谁?也就是说,那些人有资格成为这篇文章里提到的‘中国现代舞编舞家’。

    自现代舞这个名称出现在世界舞台的一百一十多年以来,中国的政治、社会、民生都发生过巨大转变,满清帝国时期的中国、国民党统治时期的中华民国、共产党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,都应该算是正统历史中的中国。但自1949年后被分治下的台湾和1997年前被殖民的香港,其中的艺术家们,算不算是中国现代舞编舞家?更不要说在一百多年里,多少原籍中国的编舞家移民在外,成为外国公民;多少生于外国,却长着中国人的脸孔,不懂汉语却回来寻根的舞蹈家;最让我无语的是,还有实打实的外国人,选择来中国生活,却普通话说得比我还好的艺术家,他们应否在我的钩沉里占一席位?

    为了不让我的思考过于复杂,我且把‘中国现代舞编舞家’定义为在正统中国的土地上出生、接受教育,并以大陆为创作和发表作品基地的艺术家。以这个准则来看,则1949年后分治下的台湾艺术家如刘凤学、林怀民、游好彦等和1997年前在香港出道的艺术家如黎海宁、曹诚渊、梅卓燕等,都不在文章考虑之列。还有一批出生于大陆,却移民外国的艺术家们,其中那些接受现代舞启蒙于中国并在中国发表过首批现代舞作品的,虽然拿着外国公民身份,我还是把他们视为中国培养出来的中国现代舞编舞家,至于那些在外国接受现代舞教育并主要生活在外国的艺术家,虽然常常访问中国并跟中国舞蹈界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,如舞蹈家江青、王仁璐、王新鹏等,便只能算为华裔现代舞蹈家了。

    如果要写出一篇有分量的文章,在其中梳理传承,描述一代又一代的艺术家时,另一个需要清楚解释的重点,便是作者的思考方式为何。我希望用两种不同的论证方式,来钩沉中国的历代现代舞编舞家:其一是朴素的历史事实证据,其二是严谨的学术系统研究,这两种不同的论证方式,将会获得不同的结论,也会把中国的现代舞发展置于不同的国际舞蹈历史舞台上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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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我首先从朴素的历史证据方式钩沉中国历代现代舞编舞家:

    在现代舞方面来说,朴素的历史证据方式,是以最简单的演出创作日期为依据,谁先踏足舞台,谁便是第一代,相隔若干年后才登上舞台的,便只能屈居为第二代。艺术家之间不用有任何关联,创作也不一定要求相通的艺术观念,只要演出的作品符合现代舞的要求,便根据出道的日期,稳稳当当地成为某一代的中国现代舞编舞家。

    如果纯粹以朴素的历史证据来看,中国第一代现代舞编舞家是清末时期的裕容龄女士。她生于光绪九年(1883年),汉军正白旗人,父亲是清朝外交官,从小随父亲到了日本和法国生活,并在巴黎跟随‘现代舞之母’伊莎多拉·邓肯Isadora Duncan学习现代舞。1903年,裕容龄女士二十岁时回到清廷担任慈禧太后的御前女官和翻译,获得慈禧的宠信,并得以在紫禁城中排演舞蹈,成为第一位在中国国土上表演现代舞的舞蹈家。

    裕容龄女士于1907年离开宫廷前,已经编创了《剑舞》、《扇子舞》、《菩萨舞》、《荷花仙子舞》等作品。以今天的审美标准来看,这些作品更可能被归类为中国的古典舞,可是在一百多年前,中国还没有北京舞蹈学院民族舞学系的出现,更没有什么古典舞的概念,裕容龄就以现代舞的思维方式,以自己的个性结合传统民间趣味,创作了第一批属于中国本土特有的舞蹈。以今天新发明的中国‘当代舞’一词的定义来看,这种带有中国本土特色的新创舞蹈,也应该被唤作‘当代舞’吧!

    可惜裕容龄女士在宫廷之外,际遇平平,加上国家动荡不安、战祸连绵,没有机会继续在舞蹈方面发展。1949年新中国成立,裕容龄女士被聘为国务院文史馆馆员,本来可以平淡一生以终,可是在1957年她出版了《清宫琐记》,记载了她的宫廷生活和编舞心得,却惹来强烈批判;到文化大革命期间,更因她曾留学法国和编创过带有西方气息的舞蹈,被打折了双腿,最后在1973年文革高峰期间,以91岁高龄,饱经折磨辞世。